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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min 2019-05-21 阅读:109

《潮汕大事记》●民国32年(1943)

是年,南太平洋战役迸发,寇祸日深,潮汕大旱,米价日涨数次,饿殍遍地,汕头每日死者近百人。达濠镇饿死近1万人,占全镇人口四分之一,海门死者尤多。有10余万人逃荒至福建和江西。

民国32年(1943年)……是年,潮汕区域大旱大饥馑,沦亡区每天都有几百人饿死。全县乡村,饥民颠沛流离,饿殍遍野,触目惊心。潮安饥民很多逃往福建的平缓、诏安、云霄、南靖、永安、上杭等地,部分流入江西省。同年,潮州霍乱大盛行。城内新街头邻近共有居民20户,死于霍乱者便有89人,其间绝户有3户、26人。庵埠仙溪李村,全村300多人,患霍乱病者达100多人。(1995年《潮州市志》)

民国31年大旱,自冬季至翌年3月中旬,接连干旱4个月,没有降雨,本县大部分农田颗粒无收。当年全县饿死、病死达8.16万人,卖儿卖女的4.12万人,外出逃荒的2.73万人。民国32年(1943年),大旱,霍乱盛行。死者极多。三饶城北死100多人;茂芝乡死40人;东界和柘林共患病1800多人,逝世150人;汫洲逝世达千人。(1994年《饶平县志》)

民国32年(1943)大旱,饥馑。自去冬至今不雨者将5月,春3月1日始雨,公民欣喜。夏4-5月复旱,米贵,饥民抢食,至5月18日始雨。据民国34年查询,本县在日军侵吞期间,饿死病死13.44万人,遭敌祸致死者9.87万人。其时潮阳县长胡公木在陈述中有民国“三十二年米荒严峻,弃婴塞途,饿殍载道……受敌祸米荒之害者,公民逝世20万人,流离转徙7万人,老弱残疾5万人,房子拆毁15万间……”等记叙。民国32年(1943)夏秋两季饥馑兼霍乱爆发盛行,全县死于饥饿和疫病的13.44万人,海门镇死于饥疫者达1.1万多人。(1997年《潮阳县志》)

民国32年(1943)春夏间,数月不下雨,田园龟裂,米贵如珠,每斗价500元,日涨数倍,大批公民往福建等地逃荒,霍乱盛行,全县饿死、病死者不可胜数,善堂无法收埋。樟东路、鸥汀商场、店市路、莲阳楼前均每天常见死尸10多具横倒路旁...乡村人口饿死者达三分之一。(1992年《澄海县志》)

民国32-33年大旱,全县饿死、病死1千多人。6月,隆澳东乡、西乡27天内饿死、病死533人,云澳22天内死100人,不少人流落异乡,逃往福建省、台湾省营生。(2000年《南澳县志》)

民国32年(1943年)4月,因冬春连旱,早造收成无望……据《揭阳民国日报》载:“民国31年(1942年),白米每斗(约20司马斤)83元,翌年2月涨至260元,5月竞涨至990元”。5月中旬,城乡多处呈现饥民抢米抢食。县境饥民多以野菜、树根、芭蕉头果腹;部分人则扶老携幼逃荒往兴梅、江西、福建,路上饥病交集,饿殍遍野。据官方计算,1943年全县饿死68366人,逃荒24215人,少女、幼婴被拐卖22333人。夏,霍乱盛行全县,患者十万余人,死者甚多...... 全县受旱农田约28.3万亩。(1993年《揭阳县志》)

民国32年(1943):2月至4月,干旱(全县受旱农田36万亩,占土地总面积77%,受灾人口30多万),饥馑,霍乱盛行……全县饿死、病死、逃荒共约10万人。(1995年《普宁县志》)

民国32年(1943)大旱灾。从上年冬至是年度6月,接连8个月干旱,田园断青,惠来大饥馑。斗米(约8.5公斤)值国币600元,每亩田换米3斗。饥民吃香蕉头、树皮、草根。惠城呈现卖人肉惨况。仅40多天,全县死于饥饿、疫病(盛行性霍乱)15万余人,其间饿死8.7万多人。沿海渔村灾情尤重,资深村全村5000多人,饿死、病死、流亡达4000多人。民国31年(1942),全县有8.31万户,41.65万人,至民国35年(1946),仅存6.01万户,25.57万人。(2002年《惠来县志》)

1943年(民国31年)大旱。1942年10月下旬至次年5月17日止,除3月中旬下雨外,其他时刻均无雨,旱情极为严峻。南山、灰寨至东南平原大面积农田失收,大批农人逃荒江西,沿途饿、病死者很多。大洋有39户165人离乡背井逃荒江西,途中死去55人;后来回来大洋16户65人,占逃荒人数的39.5%。凤江阳西村共304户1753人,逃荒的62户117人,变卖家产妻儿的301户。河婆圩每天有几十具饿死的尸身,不忍目睹。(1994年《揭西县志》)

这场灾祸,用饶爷的话来说,叫“惨极人寰”。由其总纂的《潮州志》“卷八·大事志”中,有比前述各志“四分五裂”的记载来得更为体系全面的记叙:“是岁,潮大饥,饿殍载道。惠来、潮阳灾情尤重。去冬以来,天久不雨,至三月二十一日始雨,四月又亢旱,五月米斗五百元。沦亡区饿毙者,日凡四五百人,普宁、潮阳粮荒严峻,惠来沿海渔民尤甚,往往有一村人口而丢失过半者。揭阳素称产米之区,亦饿殍载道,五月五日遂禁屠求雨,十四日新亨饥民三五成群沿途抢食,十五日月城墟饥民亦抢食,十六日米斗涨至七百元,十八日天雨,稻有起色,米价稍落,民始渐安。潮阳灾情,以海门为最重,海门居民,向业渔,沦亡后,渔船或沈或毁,所存十无二三,而复不得自在出海营生,饿毙已多,値是夏饥馑,死者尤众,各善堂收埋于莲花峰下红沙窟,凡一万一千余具,时棺木、袋席俱尽,鹑衣裸葬草草掩盖,枕藉若积薪,惨不忍覩,其流落死异乡者,尚不计也。至三十五年四月,县长余建中乃令醵资,移塟于莲花峰之原,是岁,人传赣南前经兵燹,地旷人稀,易于得食,饥民纷繁趋之顾,路程修阻,资斧苦乏,鬻妻卖子者有之,半途填沟壑者有之,流离道左触目伤心,其幸而抵达者,又实无以为生。所以,粤赣当局合组赣省救助粤东移民委员会,登记入赣公民,据三十三年七月查询结果,总数七万余人,中以揭阳、普宁、丰顺、潮阳为多,大埔、海丰次之,其分配为:主动集资垦殖者仅万余人,主动谋工商业者二万余人,又潮民之逃往闽属平缓、诏安、云霄、南靖、永安、上杭等地者,据三十三年七月查询,为数近十万人,以潮安、澄海、揭阳为多,至若沦亡区域,达濠灾情最重,死者万余人,占全人口三分之一,有万人冢、千人冢各一,皆当日丛瘗之所。庵埠饿毙亦数百人,这以后死者皆裸葬,是时,汕头检疫之政甚严,故路毙者皆不敢认,甚或家人乘夜舁尸扔掉海中,盖亦惨极人寰矣。”

饶爷总纂的《潮州志》,始修于1946年,“半成品”于1949年。这段文字,应该是间隔1943年潮州这场大饥馑时刻最近的史料了。由其笔触所体现出的悲悯厚意,是今世版各当地志那些仅有冷冰冰的数字记叙所无法比肩的。而特别令人气结的是,前述所引的9本今世版当地志,绝大部分并没有把这场大饥馑引发的逝世灾祸做为“大事”来“记”的,或许,方志办老爷们的心,都是钢铁铸造、或花岗岩打造的,不然,潮汕平原“饿殍载道”、潮州公民“鬻妻卖子”的惨况大规模发作,怎样还不叫“大事”呢?在这些没心没肺的方志办老爷们那里,要找出前述材料,你只要到“自然灾祸”的章节中去找,并且,也就仅能找到俺前面所抄的那些数字了。

所谓“自然灾祸”,俗称即“天灾”,那么,1943年潮州这场大饥馑,仅仅是“天灾”吗?莫非与“人祸”真的就半毛钱联系也没有?这好像与东土几千年来“天灾”与“人祸”永久是相生相随的guangrong传统不符喔?惋惜的是,前述所引的9本今世版当地志中,有关这方面的“信息”,有8本是只字无载。只要《揭阳县志》,紧锁的门窗里,还算是留有一条缝:“县城史巷市侩‘裕亨发’碾米行与官府勾通,奇货可居;各地米商也哄抬米价。”“ 2月19日,元宵节,榕城西门吊桥头悬挂一灯橱,画着一尊弥勒佛坐在大米仓上,—手数佛珠,一手捏紧米袋口,附打油诗:‘我佛本慈善,米贵袋不开,大众饥饿苦,只管自己肥。’县长陈署木知道是在挖苦他,将灯橱主人林悟生抓进监狱,后因邑人有怨言才予以开释。”泱泱大潮汕,除了揭阳的米商是“奸”的,其他各地的米商都是“重合同、守信用”的“顾客信得过”企业?除了揭阳县长是“肥”的,其他各地的县长什么长都是“瘦”的?果如此,太阳就不是从西边,而是从方志办老爷们家门前的臭水沟里升起了。

1943年,发作在潮州的这场大饥馑,已被“凝聚”成“1943年大灾荒”这么一个专有词条,载入《潮汕百科全书》(1996),永久成为潮州人前史的一个专门章节:“1943年,潮汕区域春旱严峻,从上年9月至当年5月,接连9个月没有下过透雨,赤地千里,粮价日涨数次,一些当地呈现饥民三五成群沿途抢食。国民党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虽于5月20日举行救助粮荒会议,但是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政权的当地官员勾通地主、市侩,奇货可居,操作物价,致使粮价不断飞涨;并且贪婪克扣很多赈济款物,哀鸿颠沛流离,且疫病盛行,饿殍载道。全区饿死、疫病逝世或逃荒死于途中竟达100多万人,逃荒到闽赣两省达17万人。仅饶平县饿死者达8万多人,卖儿鬻女的有4万多人。沦亡区的达濠镇,饿死万余人,占全镇人口的1/3,遗留了‘万人冢’、‘千人冢’。潮阳县以海门受灾最重,各善堂收埋于莲花峰红沙窿的尸身达1.1万多具。庵埠日死数百人,身后皆裸葬。汕头市区日死近百人。”